那些當事人教我的事：徐自強案20年了，這樣遲來的正義，不是正義
我知道徐自強，是在學校的時候，講司法院釋字第582號解釋，講到原因案件的徐自強，講到這個案件只有共同被告的自白互為補強，講到徐自強的長期羈押，是台灣司法的恥辱。
老師那時在講到徐案鄙夷的眼神，與我出社會以後，在法治時報看見許大法官許玉秀力挽狂瀾救回徐自強的八卦，同樣讓我記憶猶新。
然後我看見徐自強，在我考上律師出來自己執業以後。因緣際會接觸了司改，知道司改會裡有個開朗樂觀的志工，他是徐自強。因為刑事妥速審判法的通過，視為撤銷羈押來到司改會。司改的逸民在跟我說到這件事時，還特別講到：停押前法院還下了一個叫在監獄待上16年的人，以250萬交保的裁定，狠狠地表明了法院的不甘心。
在我看來，就是明知道不可能找出任何可能繼續羈押他，所以用個繳不出的具保裁定羞辱他罷了。可是，我在他眼裡沒有看到怨懟，只有看到疲累，還有多活一天都是賺到的般，樂觀陽光，就像司改會其他那些，青春活潑的大男孩志工一樣。如果像桃園地方法院錢建榮法官常在演講說的，可以用相面判斷被告有罪無罪，我願意給他一百、一千個無罪。
之後認識了一個壞朋友邱顯智，雖然他是我的律訓同梯，可是他總是把很嫩的我，牽扯到很困難的事件裡。因為他師父羅秉成律師的關係，我莫名地參與了冤案救援。
每一件，我都想到在司改那個開朗彷彿沒有憂愁的志工阿強。正義總是離我們的現實生活特別遠，而無罪推定與檢察官的客觀舉證責任，永遠像是只停留在教科書上，遙不可及。
一個個的冤案，就這樣輕而易舉地，突破每個在訴訟法裡設下的防火牆，把被告捲進冤枉的旋渦。然後就看到被告不斷地、不斷地證明自己的清白，把自己從社會遺棄的邊緣，拉回到每個人的視野；從社會的渣滓，再到從新做為一個人而活著。
出社會前，我相信司法，可是越來，越來，我越厭棄司法。我曾經以為徐自強是個案，一件件的冤案卻不斷提醒我現實的司法，離我曾經期待的司法，是多麼的遙遠。
徐案宣判的那天，9月1日，我想著我看過阿強，雖然他不是我的當事人，立法院開完記者會，就拉著一起開記者會的顧立雄律師去聲援阿強。
宣判前，我看到那個，對我說他對司法有多失望的另一個也是新聞案件當事人。他跟我說：「就看法官嘛，我知道」。
顧律師還在跟我說，大概是個有罪但改輕判的折衷判決。旁邊不安的氣氛不斷地漫延。
宣判時，聽見從裡面出來的朋友，幾近不可抑制地說「原判決撤銷，徐自強無罪」，我不知道在場其他人怎麼反應，可是淚水衝上了我的眼眶。然後我不斷、不斷地聽見我的朋友談到徐自強：更九審，無罪！我也一直喊著：無罪！無罪！然後突然愣著。
二十年了，不斷不斷地證明自己無罪；二十年了。徐自強案不是一個冤案的典型，這個案子裡對被告有利的證據不勝枚舉，可是法院一再、一再地把證明自己無罪的責任，放到被告的身上。
任何一點對有罪的懷疑，只要檢察官能夠說明這種的可能也有機會不存在，被告就不是無辜的。清白是這麼的困難，無罪是這麼的困難，即便我們寫下了、高舉了、不斷宣揚著無罪推定的原則，被告如果不能證明自己無罪，他就會陷在有罪的漩渦裡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或者更久。
啊，這樣的無罪判決，這樣遲來的正義，不是正義。
我們相信社會是正義的，司法是公平的。可是有些公平正義，來得總是比較晚。我們還離教科書上那個理想的司法正義，好遠，好遠。
我想到我有沾到的另一件案件后豐案，王淇政總是問：律師啊，什麼時候法院會願意為我們再審，而洪世緯的子女還在等待爸爸回家。
甚至顯智經常跟我提到的鄭性澤，我記得我陪顯智去律見看完他，他努力地記下我的生日，畫了張卡片給我，收到卡片時，我還記得他爽朗無所罣礙的笑容。
我總會想，即使與阿強一樣，監察院都出了調查報告，檢察總長也為他提出非常上訴，還是遭到最高法院無情地關上了救濟之門。后豐案再審的聲請已經更二了，科學鑑定都指向這件案件判決事實是不可能發生的，至今仍停留在高院，生死未卜。
阿強撐了二十年，撐到沒有人對救濟有希望，如僵屍一般堅挺著，在七個死刑兩個無期之後，等來屬於他的無罪。
我不知道其他這些當事人還能夠撐多久，三年、五年、十年、二十年，或者如邱顯智那遺憾的當事人劉炎國一樣，最終只能送他們一句：一路好走。
所有的問題，指向的不單純是制度本身的不完美，更是司法官養成、管考、人事等一切妨礙司法獨立的因素，更是那些還尚未從戒嚴的陰影逃離的 — 司法為警察、為當權者、為政府、國家及社會的需要服務的 — 落後官僚心態。
當年那位在美麗島大審控訴無辜台灣人民的軍法官，幾次大法官提名，都要再把他的過去翻出來吵一次，這難道不是對任何號稱有志推動司法改革的人，最大的嘲諷嗎？
然而最終，我還是只能弱弱地，舉著自以為公平正義的大旗罵政府；有些公平正義，有些人的公平正義，總是相比於其他人，其他事，來得比較晚…比較遲，遲得讓人噓唏，遲得讓人嘆息。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