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曾天真以為這種荒謬的修法，在「點亮台灣」以後，再也不會發生了
許久不曾動筆，但十幾天前路過勞動部前的絕食地點，到勞基法委員會審查，看見一個個認識的朋友，熟悉的委員，乃至於曾為當事人的洪慈庸委員，用她嬌小的身體，冒著被無禮抬出委員會的危險，站在那個發言臺上，心痛不捨的感覺再也遏止不住，深深感到權力者對待人民，就如同林明鏘老師所說的「秋霜烈日」──「啪！」陽光一照下來，霜就化了，只能無力地、掙扎、求饒、不得解脫。於是我想下筆談談。
現在總統府裡的蔡總統，於2015年11月29日時發布了〈2016年蔡英文的勞動政策六大主張〉一文。裡面寫著「勞工不應該只是被當成經濟生產要素之一來對待，而應該被以一個完整的人，一位社會公民來對待。」「政府不應該只是為了使企業、工人、消費者實現其各自的經濟目的，而提供公共財與勞務的使能者（enablers）。政府進一步要扮演協助者（assisters）的角色，保護企業與勞工，使之能在經濟景氣面臨嚴重困境時，得以渡過難關。特別是針對處於相對弱勢的勞工。當然，這樣還不夠，政府也必須適時扮演管制者（regulators）的角色，保護企業免於受制市場不公平競爭，保護消費者免於受到傷害，保護勞工免於受到剝削。」
還提出了六大主張：「縮短勞工的年總工時」、「扭轉勞工低薪的趨勢」、「支持青年與中高齡就業」、「立法保護非典型勞動」、「保障過勞與職災勞工」、「公平的集體勞資關係」。言猶在耳，而今賴內閣發動勞動基準法修正，竟放寬雇主的彈性，且鬆綁法律管制。在這樣的勞基法下，政府既不是文中的使能者（enablers）、也不是協助者（assisters）、更不是管制者（regulators），而僅僅是毫無作為、放任自流的旁觀者（bystanders）。
具體來說，現今勞基法修法以台灣勞工需要加班為由，除了延長實際工時，更將勞工低薪視為理所當然。勞工是「被迫」需要延長工時，以常態性的過勞加班為代價，才能獲取養家活口、使一家老小過著基本生活以上的薪資。因此，這個需求是「被創造」出來的。而政府不僅不去改善這個勞工因低薪而「必須」加班的常態，反而進一步助長這個態勢，使加班更為容易，讓例外成為原則，實為本末倒置。
更甚者，因為放寬管制而獲得更多需求的「非典型勞動」，如派遣與部分工時勞動者，不僅未獲得法規上進一步的保障，也將因為勞基法對正職工的彈性，淪為比免洗筷更不如的卑微奴工。此外，台灣的工會組織率只有可憐的7％，而目前勞基法修正的版本，究竟如何保障勞資間的平衡？還是只要求資方與勞方協商，就算是平衡？在這裡想提醒小英總統的的是，勞方和資方有先天上的不對等，這是小英總統政策都承認的事實。在工會組織率不彰的當下，這個狀況不止沒有改善，甚至更形惡化。因此我們可以說，本次的勞基法修法，從蔡總統的競選政策各方面來看都是一種後退，更是蔡總統對自己過往承諾，最卑劣的背叛。
我有時對政治很失望時，偶爾會上立法院網站，看看黃國昌立委員的質詢或發言。他精采犀利的發言，每每能紓解我對政治失望的壓力。如11月23日委員會審查，黃委員在最後說：「去年，我們不就是這樣完成（勞動基準法）修法的嗎？去年，我們推動修法的官員、立法委員，告訴我們大家什麼：『這是一個負責任的修法』、『我們推動的修法有完整的配套』、『每一個政黨，對自己所提出的法案內容、對歷史負責』，你對歷史負責了嗎？你對歷史負責了嗎？你對歷史負責的話，今天還會推動這個修法？那去年講的是什麼？去年講的大家都得了失憶症，就恍如自己在2014年提過什麼法案一樣，也得了失憶症！2015年，當中國國民黨的馬政府，想要把每個月加班時數，從46小時，提升為54小時的時候，在場有多少委員那個時候是立法委員？你們投什麼票？你們講什麼話？你們今天還記得嗎？如果你還有一點點、還有一點點，對自己講話，有任何謙卑反省的心，看著勞工朋友，跟他們解釋：『對不起！對不起！對不起！』否則，你如何面對他們？你如何面對社會？你如何面對歷史？」
那天，絕食才將要五十幾小時，手機滑著，看見林淑芬委員用她個人的一切，挺住全黨如山河般強大堅定的意志，還被說「夠了吧」的新聞。晚間當我走過勞動部前，那燈火希微的篷架裡，平時戰力爆表的工會朋友林佳瑋，如沒電的電池，精神恍惚無力。那天外面飄著微雨，濕漉漉的地上倒映這一切，我只感到無盡的悲戚。蓬裡，只有幾個接力絕食者翻來覆去，試圖用睡眠與疲倦對抗絕食對身體的負擔。我想到之前鍾孔炤委員，立著一個「大悲無言」的看板，站在質詢台上，無聲地叩問著執政黨的委員。我突然感覺很難過，也很困惑，我不能理解的是，這個社會是怎麼了？
這勞基法的修改明明背棄了執政黨自己的承諾，更推翻了執政黨前一次修法的立場，但是我們連執政黨一聲「對不起」都沒有聽見，我只聽見他們嘲笑反對的人「太陽花會崩潰」、「抗議都是放錄音帶」。當我看見徐永明委員，沙啞、跳針地說他被抬走，主席能不能保證委員發言的順暢與不受干擾，只感到好笑又可悲。更甚者，當溫和的高潞・以用・巴魕剌委員，面對程序都也被粗暴地抬走。甚至，被輿論連結到威權統治者的蔣姓委員，嘗試以程序對抗，仍被其他委員架離發言台的場景，我竟有一種分不清誰才是獨裁者繼承人的錯亂感。我在那一刻，感覺到的是政黨輪替前，似曾相識的多數暴力、多數的傲慢，甚至現在執政黨做得比前朝還要赤裸、沒有掩飾。權力是可以如此唯我獨尊、囂張跋扈。
勞基法草案要出行政院、徵求社會意見的最後一日，也是行政院長透過立法行政協調會報，通過仍在徵求意見階段的修正草案後兩日，我透過勞動部的連結表達了修法意見。我想，縱使修法已成定局，但內容不適當的地方仍不是沒有再考慮一下的可能。比如：七修一的修改，違反我國少數正式簽定的國際勞工公約，同時既然我國工會組織率不彰，勞資先天不對等的客觀不利條件仍未改善，在彈性調整的設計應該有所保留，至少應對彈性調整附加時限。
我以為所謂的徵求意見，是各界意見彙整後，仍可以再經大院斟酌，我以為所謂的立法院審議，是真的可以實質審議，我以為這個社會，不會像邱羽凡老師在公聽會中絕望的論斷，仍是一個值得信賴的、可以跟「最會溝通的政府」講道理的社會。
可是，勞動部的回信是這麼說的：「感謝您的來信。所提勞動基準法部分條文修正草案之意見已收悉，已併同各界意見通盤審慎研議，擬具勞動基準法修正草案，並經行政院院會審查通過，送請立法院審議。草案秉持週休二日及加班總工時不變之原則，透過政府把關及集體協商機制，以保障勞工權益。」
收到信件時我感到很疑惑，不是還在公開向社會徵求意見嗎？為何可以由院長「朕意已決，著無庸議」，就不再討論送出去了？而立法院審查，竟然在召委說停止討論，就把剛討論完第二條的草案，用點人頭的方式送到院會。
立法過程猶如行政院立法局「跑程序」一般，粗暴地包裹通過。正當程序呢？講好的政策協調呢？最會溝通的政府呢？彷彿回到南鐵案在行政院前朗讀葉教授著作，或318運動時江宜樺的荒謬。執政以後，那些著作中的學說、理念、正當法律程序與政策溝通，都與老師曾經飄逸的長髮一樣，剪散在歷史中，不可追憶了。
我想到那時，大家在討論「新政治」，講到2014年高雄市議會預算審查的一則報導：「高雄市議會13日審查103年度預算，不只刪除歲入預算近57億元外，還砍掉2.8億元的活動相關歲出，氣得民進黨議員退場表達不滿。根據議會錄影顯示，會中民進黨團議員多次發言，要求按議事程序進行，議長許崑源聽了回應，『甚麼違法提案，高雄市議會是你說了算嗎？』『以後你們再多選幾席，再多選幾席。』」
我以為這種不需要討論，靠著某種權力、地位、規則或制度霸凌的狀況，在「點亮台灣」以後，再也不會發生了；所謂傾聽民意，所謂程序正義呢？管他的！想來也是管他的！同樣的黑暗，一而再、再而三，反覆告訴我們，沒有神仙皇帝，每個人能點亮的只有自己。當每個人都成為照亮身邊的燈，而不是仰賴某一盞忽明忽暗的大燈，不是仰賴號稱「點亮台灣」的總統，只有每個人都成為那盞燭光，台灣才會真正迎來明亮的時刻。
我回想上面的一個個身影：林淑芬委員、鍾孔炤委員、其他民進黨內聲援這個事件的委員與默默支持的黨內朋友，和時代力量徐永明委員、高潞・以用・巴魕剌委員、黃國昌委員，工會系統的林佳瑋、毛振飛、陳秀蓮、桃產總、竹產總，和其他工會的成員與聲援的朋友，以及為了理想勉力投身不適合自己的政治環境的洪慈庸委員，站在台上，一句一句、聲嘶力竭。
那個路過工會絕食在勞動部的夜晚，我不禁這麼想著：我們何忍讓這些講出我們辛苦、捍衛我們期待的義人們，走在無人聲援的小路上，悲涼地獨行著？就像鍾孔炤委員的牌子──「大悲無言」。行文至此，對於執政者與有權力者，我想重複黃國昌委員發言的那句話：「你要背棄你自己過去的理想沒有關係，不要把別人堅持理想這一件事情，當作笑話來講。」不問自身價值立場為何，對這些為他人挺身奮戰的作為，難道不值得社會再多一些支持、一句鼓勵或一雙援手？
不由得，低語問蒼天，縱然今夜淒風苦雨，何忍義人踽踽獨行？
